身在这乱世中，邓季也和别人一样，闻瘟疫之名而色变恐惧。
刘表、张济撤军归去，邓季亦随之撤回雒阳自守，韩浩之磐石军得此番刀盾、弓卒兵补足，河内之地已能守，荡寇军便连龚都校在内，俱调往弘农郡防守。
虎牙与新组的张辽等六校人马，则留雒阳内防变。
今还只得闻荆州有瘟疫，毗邻的弘农、河南两郡邓季便下死令，封锁所有出入关口，再不许任何人进出。
奉天子令准备偷偷南下的王服，闻荆州瘟疫盛行，裹足不敢前，待受天子责，再欲往时，已被封关挡回。
如今河东每日慕名来投的百姓不少，沿途亦无关卡可阻拦，其地虽然还未听说有瘟疫起，邓季亦不敢大意，令杜畿就河内而纳之，不许河东来奔之民再过河。
荆州受前番战乱、饥荒影响，北方各地逃往的民众已尽多，可算是如今大汉天下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这下瘟疫起于此地，不知又要被夺多少人性命去。
荆州阴云密布，民众大恐慌，又再开始纷纷外逃，各地诸侯为得战乱中的人口，多尽收纳，又加剧瘟疫的传播速度。
邓季自然不会知道，这场他将要面临的疫病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胜过他之前经历的任何一次，已是一场浩劫。
东汉末年的瘟疫，时人通称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有血斑瘀块。面对它，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这是一场持续十年的瘟疫，可说是东汉末年的瘟疫肆虐之最高峰。据《伤寒论》张机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不到十年张机家族死亡三分之二的人，百分之七十死于这场伤寒，对于全国来说，或许没有这么高的比率，又或还要高过这个比率去，后人已不得而知，然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注），或覆族而丧”。可见其危害程度之广，许多甚至一家、一族全劝死于此疫，死者太多，以至于全国棺材价位高涨。
非止百姓家如此，高位显贵者亦不能得免，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都同一年死于伤寒。
之前的瘟疫、大兵灾、大饥荒数度减少人口之后，乱世中再迎来一次人口大灭绝事件。
根据不准确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数次瘟疫、刀兵和因前者加剧的饥荒，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
减少全国近四分之三人口的各种大事件中，瘟疫要远远排在第一，超过兵祸和饥荒，而这一次自荆州起的疫病，又是八十年间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当然，这些数据代表的事件只有后人才明白，邓季头上白顶着个传越光环，能弄清东汉末年的乱世已很不容易，自然不会知道这一次瘟疫的可怕程度。他只是已经历过黄巾起事前的数次瘟疫，受其害而加入的黄巾，同这时代的人一样，闻之胆寒而已。
听到荆州有瘟疫起的时候，邓季便令武关、汜水关封关，梁县外则要求官府于数十里外便开始张贴榜文，禁止外来者通过，凡大胆越境者，皆射杀。
对内，邓季下令除几处关隘外，军中卒兵皆休沐归家，不逢战不召集。各郡县更加倍注意清扫街道、茅厕、牲畜厩，减少疫病出现的可能，亦使告诫民众尽量少出门，喂养牲畜时尽量减少直接接触，逢外人至勿与离得太近，客走后当立即清理洁净。家中凡有高热病患，家人亦当隔离，以待医匠至。
邓季搜肠刮肚回想出所知的一切防疫措施，都仔细明白交代下去，好在这些年下来，名声虽不大好，但治下民众对他盲目崇拜的已不是一两个，这些措施便都落实得不错。
伤寒之疫，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受感染的食物和水源，病从口入，并非空气传播那么严重。然而或之前便有未知的病患已入境，或三郡内众多的牲畜传播，又或野生飞禽走兽带来，任他如何防备森严，瘟疫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治下爆发了，七月短短一个月内，便有三千余民众染上伤寒，高热不退，严重者大小便皆有血。
若算邓季治下医匠之多，如今本是天下各州郡之首！女医匠们并非完全速手无策，只是治疗效果不佳而已，十位患者中仅仅能得治疗好两三例，余者便只能隔离开去，生死自安天命了。
长期与病患接触，女医匠们是最容易染上病的人，邓季未曾强行下令使她们去治病，然而这些令人敬佩的女子只是因她们的精神信仰，无惧而直面疫病。
女医匠们尽念诵着大贤良师之名，读着“我太平道教众，只信大贤良师可以医术仁心救民于水火，其余鬼神为虚妄，天象为自然！”“信我大贤良师者，家人六畜药到祛病，俱能得安康！”“凡我教众，有果毅、孝道、忠上、公心、仁意、信守之六德者，百病不侵！”等教义，走街串巷，为患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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