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班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工作。
他们都是来自乡镇及乡村的孩子。
他们需要这样的老师，一如当初我读师范中文系时需要的中文教师—滕碧城。
“从拼音教起完全是有必要的！”滕老师经常这样说。
是的，七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们远离书本，对文字生疏了，更何况拼音。
“他们哪像初一的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不会，就如同一张白纸！”我对校长诉苦道，他笑着说：“是啊，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嘛！”这么俗的一句话正好用在这儿啦。
1977年，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只有一本语文书，里面没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书下注释很少，课后没有练习题。备课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教拼音的程序都是我自己设置。更糟糕的是，学生的学习意识很模糊，他们急需的不是知识，而是整理人生。就像现在的我，老三届中最悲惨的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当年实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离开家，却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放农村，被“再教育”了七年，又回校当学生读书。现在以教师的身份回到乡镇，站在讲台上。什么时候，我能回到亲爱的家乡，回去后我还会继续做老师吗？我每天纠结着，如同生活在梦中。
有的学生是父母押着来上课的，有的下午就不来了。
上课不听，作业不交，值日生逃跑……
最头疼的是带我起外号：尼娜、阿南小姐、代号23……幸亏当年电影只有那么几部，凡是电影上女特务的名字都是我的外号。
外号还传到别的班，经常有学生趴在窗口看“女特务”。
这时候，是家长支持了我，他们把孩子拖到我面前，有的还送来了竹条，说这就是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他们还抓起我的手涚：“小夏老师，就这样给我抽！”
没有作业本，没有练习题，所以备课量很大。经济紧张，我的工资19元。物资匮乏，奶粉都要托人去镇江带。
“黄清荣没有交钱！”有学生大声地向我汇报。为什么呢，好不容易联系到一批习题集，他为什么不定呢？
人群中露出了一张带着羞涩表情的面孔，在那张方方的略带早熟却不乏孩子气的脸上，眼眸清澈。
他走到我面前，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夏老师没关系，我可以抄。”他说。
从此以后，他每天交上来的作业，都是手抄的，其实抄的量很大，真正做习题的部分很少。
“你不要抄啦，直接做题目。”我帮他出主意。他说：“不行，我晚上回家就没有习题集看，所以我要提前抄好。”
哦，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如果把习题集带回家去做，那借习题集给他的同学回家用什么做呢？所以他必须提前抄好，然后把习题集还给同学。
真是难为他了。
有一天黄清荣没有交作业，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低着头，声音很低：“家里的油灯没油了，爸爸说太废油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平时灿烂的神情荡然无存。“你晚上到我宿舍里来吧!”我说。“真的啊！”他喜出望外。晚上，我听到了敲门声，当时我正在备课，放下笔，打开门，哇，跟进来一群！
从此在这间宿舍里，多少个夜晚，静静的，我备课，学生们写作业；多少个夜晚，他们讲着班上的趣事，我和他们一起笑着；就是那样的夜晚，他们第一次分享到香飘四溢的牛奶，那是请老师从镇江带来的；多少个夜晚，我们被屋子抖动得如同地震般的感觉惊到，然后共同整齐地随着整个屋子越来越厉害的颤动而颤动。那是火车的轰鸣声，一列长长的货车，紧挨着宿舍外面的一堵矮墙呼啸而过，然后渐渐地远去；然后渐渐地恢复平静；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一起发出长长的一声“哦——”。
从那以后，我的房间成了教工宿舍区最热闹的地方。
早晨，同学们会约我一块儿到操场上去跑步。有同学和我一起去学校上课，只是他们坐在下面，我站在上面。晚上，同学们到我这儿来上晚自习，他们有的围着我的床成一圈，有的围着我的写字台，每天学习到很晚很晚。不用担心电费，不用担心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那时候也不用担心来回途中的安全问题。
晚自习结束，分别的时刻，同学们像小孩子一样，眼睛里流露出满满的依恋。
我站在门口，看淡淡的月光，洒满他们的归途。轻轻的晚风，伴随他们到家。
他们会回头看我。
“我回望，淡淡的月光，披在夏老师身上；轻轻的晚风，吹拂着夏老师的卷发。美丽的夏老师，亲爱的姐姐，你是我心中的女神。”一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多少年过去了，这群孩子在我心中是永恒的天使。
那是一天放学后。我沿着铁路行走在去桥头镇方向的田埂上。这条路就是从火车站下车后，一直通往学校的山路。过了学校，山路便退到了农田的后面，铁路两边都是一条20米宽的清澈的小河。原来就是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每天数趟路经这里，轰轰隆隆地驶向远方。
“走到桥拐弯，穿过农田就进山了。”一个挑着的稻子的农人告诉我，我在桥头停了下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