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的智慧有所不及时，神判便已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被进行采用。
人们认为神明会对审判进行干涉，比如猎巫运动时的异端审判所在审理“巫师”和“女巫”时就用了神判法，被告扔在水里如果能浮起来就是女巫，不能浮起来，沉底淹死了就是神证明她无罪。
当蛮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立足，并接受了基督教义时就接受了神判体制，法兰西的前身法兰克王国也不例外。
在黑暗的中世纪，如果一个农民对法庭的审判结果存在异议，可以向贵族挑战，但这个前提是骑士可以穿着全套盔甲骑着马，手持利刃出现在决斗场上，农民则只有一个小圆盾和一根棍棒。这么巨大的实力差距当然会让一些想要通过决斗神判法推翻裁决的农民之类的弱者却步，然而随着职业决斗者出现，一个妇女也可以指定一名同样全副武装的骑士为代替自己决斗了。
决斗诉讼是欧洲神判的一种特别方式，它所带来的益处让它在封建社会早期得到推崇，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各国也渐渐发展出通过证人、证言、证据等“铁证”判断当事人是否有罪的审判方式，它从理论上优于完全随机的神判法。
教会最初站在神学的角度反对决斗诉讼，然而早期的决斗不乏神职人员主持，神职人员参与意味着决斗的结果能体现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不会让无罪者在决斗中被击败，因此教会对决斗诉讼的反对态度并不坚决。
在荣誉与生命面前，精致的规则往往会消失于无形，就算不用上战场，武艺和决斗技巧有时能让自己免于在司法决斗中丧命，中世纪的贵族尚武之风非常流行。
但这样一来就对平时忙于生计，无法锻炼自己武艺，又请不起决斗士的平民非常不公平了，决斗诉讼死的也不尽然都是有罪的人，无辜的人也一样会死于决斗中。如果对一个现代人说，“黑暗的中世纪的决斗诉讼是司法史上的进步”，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法官可以被收买，证人可以做伪证，再加上一个能言善道的律师，即便全世界都知道被告有罪，他也一样可以钻司法的空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也许到这个时候原告可怀念可以推翻所有判决结果的决斗诉讼了，这在21世纪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却是可以讨论的。
自亨利三世以来，耶稣会士就一直担任宫廷忏悔师，忏悔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新教徒是没有告诫亭的。国王和宫廷成员忏悔也不会去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公共场所，他们“忏悔”的内容包含了很多秘密，是不能被其他人知道的。红与黑的故事里，于连的秘密便是从一个听了瑞纳夫人忏悔的教士强迫她写的。
耶稣会的会士在法国宫廷的影响力一直很大，并逐渐形成了“虔诚党”，这些宫廷忏悔士可以影响王后、王太子、公主还有某些大臣，一起案子的判决结果，神判和人判最终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被世俗法庭判处有罪的人，在神前判决获取了决斗的胜利，最终被判决无罪。而神判结果的权威性来自于神以及教皇的权威。
七年战争后，法国的底层就一直在流传窃窃私语，这个国家是由一群没有什么能力的人统治的。
如果说西班牙王位战争法国的失败是因为遇上了战神欧根亲王，那么七年战争战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法国的制度存在缺陷，就连国王路易十五也想进行一次改革，而这个改革的目标指向的目标便是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法官。
一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庞大军队开支，二是因为皇室的巨额花销，就便是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还是没有取消战争时期的额外赋税。
三是因为法国连续的旱灾以及各种天灾，造成粮食减产，粮食的价格又奇高，最高法院的法官请求国王缓解贫困人民的生计问题，减少过于沉重的军役、赋税，惩戒那些哄抬物价的商人，平稳面包的价格，然而国王却对这些法官予以了严厉批评。
暂且不提国王和他的情妇、亲戚们的花销，光是偿还军费欠款这一块就不能减少赋税。如果当年西班牙王位战争法国没有输，意大利北部以及阿尔卑斯山还在法国的统治范围，那么或许会好一点，失去了领土，这些土地上的木材、矿产等资源也跟着不属于法国了。七年战争又让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变少了，财政赤字日益严重。
打仗当然会死人，想不参战就多交税，这笔钱叫免兵役的人头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属于免交的范畴。战争期间额外税收中，免兵役的人头税翻了一倍，这些法官也属于应缴纳税收的人了。法官们反对国王赋税那么重也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并非是口口声声说的“一切为了人民”。
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权力矛盾构成了国家体制危机，国王的政令和财政改革在法官那里遭到了重重阻碍。法官是个两头不讨好的角色，国王认为他们是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平民认为法官是该主持公平正义，向国王表达公众诉求的。
法官之间既有偏向耶稣会虔诚党的，也有偏向冉森派的，这一派与捍卫教皇至上的耶稣会会士是死敌，他们与巴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有相似之处，都力图限制权威的权力，但又不是完全背离正统的反叛者。巴黎高等法院不想真正摧毁君主制，冉森派也不想真的分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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