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的心情这几日来实在是十分糟糕，他觉得一切局势都已经朝着最坏的方向飞奔而去了。
先是高拱以首辅的名义亲自下场上疏言事，说司礼监作为内廷中枢，对于皇帝昏倒之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没有在事前照顾好皇帝的龙体，也没有在事后做出及时的应对。
一般按照文臣们的习惯，这样一顶大帽子扣上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基本上都是暴风骤雨的打击，目的通常都是打压司礼监的威望，削减司礼监的权力。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高拱在把司礼监从上到下狗血淋头地骂了一遍之后，并没有提议削权，反倒认为这是由于司礼监人手不足、精力分散之故，建议皇帝扩充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规模，并将司礼监各大秉笔所兼任的职权尽量拆分。
最典型的，就是首席秉笔太监的兼掌过多、过重。首席秉笔太监不仅要参与司礼监的批红，还要兼掌东厂，甚至在内廷十二监的分掌中，他还兼掌着御马监——这是目前内廷监控京营最后的手段了，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为何特意强调这是内廷监控京营最后的手段，因为大明的京营制度一直都在不断的变化。
早年当然不用说，武臣勋贵独掌京营，京军三大营全是掌握在一干勋贵武臣之手。
土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勋贵势力大减，文官开始渗透京营，创办十二团营，取代江河日下的三大营成为京营主力，此时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掌握着大部分京营实权。
再后来于谦被害，京营就变成内廷说了算，尤其是宪宗朝，御马监太监提督十二团营，威风八面。
又往后的武宗正德帝，虽然也是个宠信宦官的主，但由于他这个人自己好兵事，甚至抽调九边精锐入京，立为“外四家”，所以实际上变成了皇帝亲自掌握京营，但是这样制度上就麻烦了，所以那段时期比较混乱，京营令出多门，狗屁倒灶的事多得一塌糊涂。
世宗嘉靖对于京营还是比较关心的，一直想要寻找一种长效机制，但是无法推持下去。嘉靖六年，明廷始设文臣专督京营军务。当时经廷臣的会推，李承勋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提督团营军务，成为专责提督京营的第一任文官。但是不久停罢，仍恢复此前文官兼职的做法。
嘉靖二十年，刘天和也曾以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军务，专理京营戎政，但是为时不及一年，提督团营军务再次成为兵部兼职。
嘉靖中后期，文官集团还试图强化文武官的合作，来增加京营的战斗能力——这可不容易，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发生，俺答大军围困京师，京兵怯懦不敢应战，遇敌辄溃，充分暴露了京兵腐败不堪的弊病。
于是在时任首辅严嵩、吏部侍郎王邦瑞等人的建言下，明廷废除团营、东西两官厅制，重新恢复三大营制，在京诸卫军，俱分隶于三营。
在京营的管理上，也随之停止了宦官担任提督、监铳官的做法，设置戎政府机构。戎政府长官称为总督京营戎政，由武官担任，给关防之印。副职称为赞理军务（后改称协理戎政），由兵部或监察院长官选充，不给关防之印。
而隆庆帝即位后，文官对京营的控制则由集中走向分散。隆庆四年，大学士赵贞吉奏疏，极言戎政官独揽大权之害。经兵部条议，革除总督戎政一职，三大营每营各设总兵官、副将。三总兵各给关防之印，仍由武官选充。协理戎政一职，改从兵部、监察院中选拔文官三人担任，仍称提督。
但这样一来，相当于明廷为防范京营集权之弊走向了另一极端，出现了六名提督共理京营戎政的局面，权责过于分散，互不为政成为京营管理突出的困境。
“自设六提督后，各持意见，遇事旬月不决。”
这当然不行，所以赵贞吉一致仕，高拱立刻就废除了这个自缚手脚的制度，仍恢复总督、协理戎政各一员。
与世宗时期不同的是，总督、协理戎政各给关防之印。在原本的历史上，从此之后，戎政府制只是稍有更改，但总体基本沿袭下来，直至明朝灭亡。
这么回顾一下就很清楚了：京营的大权，曾经一度全操于内廷，而现在，内廷却被文官集团和武臣勋贵们排挤出了京营核心权力之外，即便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其实也只是在京营挂名，充作监军而已，不再享有指挥调动等实权。
正是因为御马监掌印太监这个职务虽然权力大减，但却仍然拥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因此一直让司礼监首席秉笔兼掌。
然而，高拱现在却偏偏针对首席秉笔“兼掌过多”动手了。
高拱的建议是，首席秉笔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参与批红，不应该过多的兼掌其他事务，其目前的兼掌如东厂、如御马监，最好一并放弃，如果皇上担心拆分太多而影响首席秉笔在内廷的权威，那么至少也应该拆分一项出去，交于其他秉笔太监分掌。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高拱这道疏文的核心，其他的说法，诸如“以前只有三四个秉笔，每人要兼管三到四个内廷重要机构，所以应该添设秉笔，今后每位兼掌两个机构就行之类”的话，其实都是为了不使“削冯保”显得太突兀而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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